1955年深秋，青岛棉花行栈外海风凛冽，刚刚授衔不久的李水清披着大衣，站在码头边看着远处练兵的67军海训营。几个月前，他结束了金门战备演习，正式被任命为这一支久经沙场的野战军军长。那一年，他四十一岁，自称“从政工摇到军事岗位，像——换了把枪”。同僚听着哈哈大笑，却没人想到，这一“换”，一干就是十三年。
67军出身晋察冀，老干部多，脾气也硬。李水清从旅政委改行当师长，再到副军长、军长，靠的并非运气。他的笔杆子扎实，嘴巴能说会道，更要紧的是练兵抓得死。1956年济南军区组织渡海拉动演练，67军调青岛担负机动作战任务，李水清硬是把夜渡、火箭筒打坦克、岛礁地形合成战，一个环节没落。老战士回忆：“李军长哨一吹，整营就像上了发条。”
1966年，全国局势骤变。第二年春，中央下令各大军区支左。济南军区抽调骨干南北奔走，青岛是重点，67军成了样板。李水清带队进驻市革委，面对成群结队的派性群众，他一句“枪口抬高一厘米”，表态立场，却极力避免开枪。他事后写过一段笔记：支左是一把双刃刀，“既要稳控，又不能丢掉军队威信”，可惜斗争态势超出了预料，与北海舰队多有嫌隙，终让人唏嘘。
1968年1月，上级电话点名：调李水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。消息传来，他那晚在军部礼堂开会，散会后把电报装进公文包，半天没说话。副政委陈德功看出端倪：“老李，是喜事吧？”他叹口气：“资历够，心里却没底。”事实摆在眼前，他在军长位子上足足十三年，全区出了名的“长寿军长”，可要跳到大军区领导层，毕竟是另一层台阶。
进京报到前夕，临别军部，老兵们簇拥在车前，闹哄哄地嚷道：“首长别忘了咱连的酱牛肉！”李水清挥手：“我在济南等着你们训练成绩。”那一刻，他的眉峰仍是紧的——军长与副司令员听似只差一衔，管的却从一方之众变成半壁江山。能力，足吗？他给自己打问号。
2月8日，济南军区首长办公会。杨得志坐在主位，寒暄后看向新来的部下：“小李，自我介绍就免了，咱多年战友。听说你怕干不好？”李水清本想谦词几句，话未出口，杨得志抬手：“别谦虚了！67军那一摊子乱麻被你梳得齐齐整整，这副司令员你不做谁来做？”简短一句，拍板定案。会后，杨得志还把分管任务划给他：作战训练、三支两军。年轻气盛有用，也最能扛事。
军区作战值班室灯火通明已成常态。青海高原兵力调动，胶东沿海防务带加固，战备圈内气氛紧张又冷静。李水清跑遍十几个团旅，守在坑道里掂着土豆就猪肉，打到凌晨一两点是家常便饭。有时候参谋拿不准章节，他就地用木棍在沙地画出简易示意图。参谋长后来感慨：“他政工出身，却把军以上指挥条令背得滚瓜烂熟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军区里议论私下流传：“老李要是再学几年，指不定就是下一任司令。”1970年冬，他被抽调进北京，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革委会主任。那是全国最吃劲的口子之一，负责导弹、长剑、潜艇的配套。他给同事打趣：“又换了把枪，这回是卷尺和图纸。”工厂车间早班铃声一响，他蹲在车床前盯着工艺流程，设计员抵不住压力问：“首长，您到这儿来，是不是嫌我们慢？”他摆手：“怕出错。咱可丢不起这人。”
1975年底，中央军委准备调整军队高层。李水清从北京南下，任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。江淮平畴、东海之滨，对空防务、对台戒备，都是新功课。1977年春，他的名字出现在南京军区司令员拟任名单，却因人事变动戛然而止。转折来得突然：导弹部队缺一位主帅。考虑到他的工业系统经验与野战部队履历，中央拍板——第二炮兵司令员。彼时他已五十三岁。
上任伊始，核试验场的风把黄沙卷进会场，有人建议换个地点开会。他摇头：“跟火药打交道，离火药近点才踏实。”部队多次旅团级实射，他把指挥帐篷架在沙丘最高处，用望远镜盯着天边一道强光，直到冲击波席卷而来才蹲下。警卫员急得直跺脚，他咧嘴笑：“别慌，老李命硬。”
1982年春，他以健康理由提出退居二线。中央原本挽留，他自陈：“让年轻人上。”随即递交请示，为自己画上句号。此后三年，他在总参任顾问，翻阅档案补遗，写下十余万字的手稿。谈到当年自谦那一幕，他写道：“谦虚是真心的，杨司令硬推我一把更是真情。人这一生，总得有人把你往外拉一把，你自己也要敢跨过去。”
无官一身轻之后，李水清常回67军驻地，最喜欢钻进炊事班尝一口胡萝卜炖肉。1987年冬夜，他在病床上握着老战友的手，喃喃道：“当年若再犹豫半步，恐怕就没有后面的路可走。”话音未落，病房窗外，一阵风吹动旧军帽的呢料，嘎吱声里，仿佛又响起海岸线上那声哨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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